田汉简介(开国大典唯一上天安门的高僧,周总理:“上马杀贼,下马念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600多位开国元勋,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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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600多位开国元勋中,有一位光头的寺院法师,格外惹人瞩目。他是唯一一位参加开国典礼的巨赞法师,周总理还亲自给他题词:“上马杀敌,下马念佛。”
巨赞法师俗名潘楚桐。1908年,潘楚桐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他的家境算是不错的。其父靠着自己的商业头脑,做点小生意赚取外快,因此巨赞法师从小就被送入私塾读书。
可是这种幸福突然就被打破了,他的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了赌博,还经常喝酒成瘾,而母亲也突然病逝了,这对潘楚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在母亲去世之后,经常自己一个人去山上坐着,还经常在半夜靠吹短笛来寄托自己对母亲的思念。
可是潘楚桐并没有消沉很久,他自己通过自学,学习了四书五经和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最后考进了江阴师范学校。
年少时期的他,遭遇家庭变故,又目睹了军阀混战,自己的国家被列强所镇压,欺负侵略,而且华夏民族传承无数年的瑰宝,也被强盗们所烧杀掠夺,士兵们更是毫无人性,将百姓们欺压的死死的。面对当时风雨飘摇的华夏大地,让他产生了拯救苦难人民的强烈愿望。
19岁的他,又凭自己的实力,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学,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积极开展学生运动,成为那时候在当地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正是有着如此高的文化水平,为巨赞法师以后在佛学研究的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校期间,潘楚桐不仅接触到了先进的文化知识,他的爱国思想也在此时不断形成与强化。
此时,潘楚桐意识到了,想要驱逐侵略者,必须让中国人民觉醒并团结起来。
在1929年,潘楚桐接受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参与了中国和共产党。
随后,还未毕业的潘楚桐便辍学了,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参与到了爱国的事业当中。
在家乡,潘楚桐在一所学校担任校长,一边学习知识,一边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与当地的地主豪绅进行斗争,领导小学教员开展罢教斗争,但是当时的共产党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很多的革命运动都被国民党所镇压,1929年潘楚桐被国民党列入逮捕名单之中。
为了躲避追捕,他深夜出逃,躲入了杭州灵隐寺。这里是潘楚桐与佛学结缘的地方。在灵隐寺的日子里,他感悟到了佛法。便有了出家的想法,灵隐寺主持太虚大师听闻了潘楚桐想要出家的原因,认为他很有佛性。其母最初极力反对爱子剃发修行,明明有着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根本没有道理去寺庙中吃苦,不久后其母只看着心意已决的爱子,终究无法说出狠话,无奈之下只能放任他离去。
1931年,杭州灵隐寺迎来了一场剃度仪式。只见,身披海青的潘楚桐,跪立于蒲团之上,正在接受方丈却非法师的剃度。自此正式成为了一名佛家弟子,初名传戒,后改为巨赞。
1933年巨赞法师到重庆北培的汉藏教理院任教。随后又到南京跟着大师欧阳渐进行深造。曾经所有人都以为巨赞这一生都会献祭给佛祖,常伴青灯古佛,了此一生。然而在热爱佛学之前,巨赞法师一直是热爱这个国家的。对我党援助,甚至是直接参与到革命的事情也没少做。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正面战场一败再败,巨赞法师奔走各地,先后在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
他在湖南宣扬佛法时,不禁对国民政府高层的消极抗战行为发出几句牢骚,国民政府抗战无能,镇压百姓却极其严厉,时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沈醉将其逮捕入狱,判处死刑,等候枪决。
后经人说情,巨赞法师被释放,不甘心的反动派却狂扇了他2个耳光,让他“长记性”。
后来,保密局又把巨赞法师列入暗杀名单,但在老朋友南怀瑾先生的帮助下,巨赞法师又躲过一劫。由此可见,巨赞法师是何等令特务们头疼。
巨赞法师并没有放弃,他不仅在战场上积极杀敌,保卫家乡。战场下,他还积极撰写着关于宣传抗日战争的思想。鼓舞着中国人积极投身于抗日潮流当中。
期间,巨赞法师的言论在传播过程中便被共产党人田汉所发现,并将巨赞法师的书籍上交给组织。
1938年经田汉介绍结识叶剑英。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巨赞法师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等组织。
在巨赞法师的带领下,南岳的僧徒根据时代的变化,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中,而南岳也是僧人抗战的发源地。他们没有枪支,没有火炮,但是他们靠着手中的笔为武器,积极地宣传爱国运动,甚至率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奔赴前线。
对巨赞法师的仗义之举,周总理亲书“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相赠。
后来巨赞法师去到广西桂林月牙山寺担任主持,除了“救难协会”,巨赞还创办《狮子吼》月刊,用舆论支持抗战和佛教革新;在瑶族同胞遇难时,他曾协助“瑶王”李荣保策划伏击战,歼灭日军一百多人。他作为一名僧人,他的种种举动获得了当时各界的高度评价。国家需要更多像巨赞的人站出来,在国家危难之际,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修行讲究六根清净,不占人世间是非恩怨。可国有大难,即便是超脱世俗的僧人也无法置身事外。在此期间,巨赞法师秉承“救国未必要手染鲜血”的原则,一面弘扬佛法,一面以讲习佛学作掩护,带领“佛青团”为拯救国家危亡做足了宣传和救护工作。巨赞法师以佛教徒的身份,不遗余力置身于世俗之中,自然当得起这“佛教高僧”的身份。
战争结束后,中国恢复了和平,百姓们的生活也逐渐步入了正轨。不过僧人们的生活却回不到从前了,因为土地改革的关系,国内许多寺庙都被推平,于是很多僧人便借机还俗,开始自力更生。
巨赞法师在这时又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重返寺庙。既然中国这个“大家”已经恢复了和平,那他也该为佛教这个“小家”做出一些努力。
1949年4月,从港省一路去到北京的巨赞法师上交了一份关于佛教改革的想法,鉴于其在抗日战争中联合全国佛教为抵御日寇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这份想法中对于约束佛教合理发展的理念,他成为了开国大典上唯一站在城门上的僧人,同时也位列600开国元勋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于1950年,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带着僧尼们参加劳动生产,还担任《现代佛学》月刊主编。
1952年,巨赞法师参加筹建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后一直担任协会副会长,并曾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除此之外,他还连续当选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为第六届的常务委员。
1984年,巨赞老法师病逝于北京,世寿七十七岁,僧腊、戒腊各五十二。
真正的佛教,并不是冰冷的教义和教规,而应该是一种力量,让人即使身处黑暗,也能唤醒内在的觉醒。
巨赞法师深谙其道,并将其普度众生,可谓功德无量,善哉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