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十二章ppt(高中论语十二章ppt)

第十二章（《论语·颜渊》）

经：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译：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遵循礼仪规范，这就是仁。一旦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人就会称赞你是个仁者。践行仁道，是由自己去做，难道是由别人去做吗？”颜渊说：“请问践行仁道的纲目是哪些？”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事不去看，不合于礼的事不去听，不合于礼的事不去说，不合于礼的事不去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请让我照着这几句话去做吧。”

传：道德行为规范是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仁者首先应做到的，便是遵守道德行为规范。

11111经：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译：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做事如同见到贵宾一样，使唤人民如同主持重大祭祀一样。自己不愿意要的东西，就不能强加于别人头上。做公务，不能使别人怨恨，在家中，也不要使人怨恨。”仲弓说：“我虽然愚笨，请让我照着这几句话去做吧。”

传：人常常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将各种祸害强加于别人头上，从而又引起别人的反抗，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训示，才能达致社会的和谐状态。

经：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

注：讱：音刃，意同讷，说话不流畅。

译：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不轻易说话。”司马牛说：“不轻易说话，这就是仁者吗？”孔子说：“做起来困难，说话能够轻易说吗？”

传：说出的话，就必须去做。因此，在说话之前，一定要考虑自己能否做到。

经：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

译：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畏惧。”司马牛又说：“不忧愁，不畏惧。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叫做君子吗？”孔子说：“内心反省时不感到愧疚，还有什么可以让人忧愁和恐惧的呢？”

传：君子是有良知的人，反省自己时，如果看到自己没有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也就会心安理得。

经：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注：亡：音无，同“无”

译：司马牛忧伤地说：“人们都有自己的亲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生死由命中注定，富贵在于上天安排。君子做事认真谨慎，没有过失。待人恭敬有礼貌，那么，五湖四海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何愁自己没有兄弟呢？”

传：以德待人，则陌生人可以成为兄弟，因利争夺，则兄弟可以成为仇人。

经：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论语·颜渊》）

注：谮：诽谤。愬：音素，诬告。

译：子张问何为明智。孔子说：“慢慢渗透而来的诽谤，切肤之痛的诬告，在你这里行不通，这就叫做明智了；慢慢渗透而来的诽谤，切肤之痛的诬告，在你这里行不通，这就是你看得远了。”

传：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流言蜚语，只有在智者那里才会止步。

经：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译：子贡问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兵马充足，人民信任国家。”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去掉其中一项，在这三者之中要先去除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兵马。”子贡又说：“如果迫不得已去掉其中一项，在剩下的二者之中要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难免有一死，但如果人民丧失了信任，国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传：国家维持团结与统一的重要因素就是人民对国家的信心，这是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的核心。

经：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

注：驷：音四，驾四匹马的车。鞟：音扩，去毛的兽皮。

译：棘子成说：“君子本质好就可以了，何必要文饰呢？”子贡说：“可惜啊！先生的这种关于君子的说法。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饰就像本质一样重要，本质就像文饰一样重要。如果去掉文饰，虎豹的皮就像犬羊的皮一样了。

传：按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善良的本质与符合礼仪规范的文饰相统一。

经：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注：彻：是指国家从耕地的收获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田税。

盍：音何，为什么不。

译：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不好，费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何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鲁哀公说：“实行十分抽二的税法，我都感到费用不足，怎么还能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了，君王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了，君王怎么会富足？”

传：人民富裕就可以使国家税源充足。如果竭泽而渔，国家财源就会枯竭。

经：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论语·颜渊》）

注：徙：音喜，迁移。

译：子张问如何提高品德，辨别迷惑。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主，尽量按正义的原则去做，这就能提高品德。爱这个人，就希望他活下去；恨这个人，就希望他死去。既希望他活，又希望他死，这就是迷惑了。《诗经》说：‘绝不是新人富有，而是你见异思迁。’”

传：当人受到情绪左右时，就会丧失理智的判断，从而陷入迷惑之中。

经：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译：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回答说：“做君王的要像个君王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个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个儿子的样子。”齐景公说：“说得好啊！如果真的是做君王的不像个君王的样子，做臣子的不像个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不像个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不像个儿子的样子。虽然有饭吃，我能吃得下吗？

传：孔子主张，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要遵守道德规范，履行社会义务。后世所讲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则只是强调弱者对于强者的义务，弱者就会常常陷于被剥夺的境地，这是违背孔子教导的。

经：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论语·颜渊》）

注：其：大概。

译：孔子说：“可以用简单几句话断案的人，大概是只有仲由吧！”子路从来不让自己的诺言拖延不履行。

传：对人真诚，才会信守诺言。

经：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

译：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同别人一样，必定使诉讼之事不会发生！”

传：如何使诉讼之事不会发生，关键在于提高人的道德素质，让人们在内心深处建立起制止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经：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

译：子张询问政事。孔子说：“在位时要勤奋努力，以忠诚作为行为的准则。”

传:：勤奋与忠诚，便是为官者的主要品德。

经：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

译：孔子说：“君子广泛学习古代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就会没有叛逆的行为了。”

传：无知者无畏。历史上许多叛逆者便是由于对文化的无知，对礼仪制度的无知而产生出叛逆的行为。

经：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

译：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做好事，不帮助别人做坏事。小人则恰恰相反。”

传：帮助别人，是有原则的，就是必须帮助他做好事，而不是帮助他干坏事。

经：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译：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回答说：“政，就是端正的意思。您带头端正起来，谁敢不端正？”

传：上行下效，为官者的行为，常常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

经：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

译：季康子为强盗多而忧虑，就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如果您没有贪欲，即使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去偷盗。”

传：官员的贪污腐败，是一个社会道德堕落的重要原因。

经：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注：偃：音演，倒伏。

译：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政事，他说：“如果杀掉无道之人，而去亲近道德品质好的人，如何呢？”孔子回答说：“您主持政务，怎么还用杀人呢？您要是一心向善，百姓也会善良起来。君子的道德就像是风，小人的道德就像是草，草上刮起了风，草必然倒下。”

传：以德治国，要求当政者以身作则，以良好的道德去影响民众。

经：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

译：子张问：“对士而言，怎么样才叫做‘达’？”孔子说：“你所说的‘达’是指什么？”子张回答说：“在朝廷做官一定有名声，在大夫那里做家臣一定有名声。”孔子说：“这只是名声，而不是‘达’。所谓‘达’，就是质朴、正直，崇尚正义，分析别人的言语，观察别人的脸色，经常想着对人谦恭。这样的人在朝廷做官一定‘达’，在大夫做家臣一定‘达’。至于有虚名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仁德，行动上却违反仁德，还以仁人自居，从不怀疑自己。这样的人在朝廷上一定有名声，在家臣的封地也一定有名声。

传：社会中有好名好利之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名望，伪装自己，表面上装作有德之人，而本质上却是道德败坏。

经：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注：修：整治。慝：音特，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恶念。

译：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漫步，说：“请问，怎样提高品德、消除邪恶、辨清迷惑？”孔子说：“问得很好啊！先去做事，然后获得，不就是提高品德么？攻击自己的错误，不攻击别人的错误，不就是消除邪念么？因一时的气愤，忘掉了自身，甚至连累自己的父母亲，这不就是迷惑么？”

传：要消除邪恶之念，就要时刻反省自己，找到自己的缺点，加以改正。如果只会一味攻击别人，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便会掩饰自己的错误。

经：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注：错：通措，安置。乡：同“向”，原义指“过去”。

译：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了解他人”。樊迟不能理解。孔子说：“推举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恶的人之上，就能使邪恶的人转化为正直。”樊迟退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什么是智。老师说：‘推举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恶的人之上，就能使邪恶的人转化为正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子夏说：“这话涵义丰富啊！舜拥有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推举了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而去了。汤拥有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推举了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而去了。”

传：仁者爱人，这是孔教的最核心的观念。孔教的仁爱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则是建立在神性的基础上。

经：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论语·颜渊》）

译：子贡询问交友之道。孔子说：“给朋友忠告，而且善于开导他。如果他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

传：对朋友所要尽的义务就是，给朋友善言忠告。

经：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译：曾子说：“君子用文章和学问来交朋友，用交朋友来培养仁德。”

传：以利相合，只能是同党；以义相合，才是真正的朋友。

教人要虚心请教的一句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编辑本段论语简介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它以语录和对话文体，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集中反应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1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称为孔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编辑本段“论语”杂谈（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　　《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二）“论语”的作者和编著年代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覆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里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叙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的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　　（三）“论语”版本和真伪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四）略谈古今“论语”的注释书籍《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的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年）《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杨树达（1885—1956年），《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编辑本段论语思想编辑本段1、《论语》书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神秘恐惧心理的表现，也是人类对人生命运的一种虚幻寄托。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当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时有所现，甚至人造神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那么，鬼神现象是否存在？科学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人为什么还有鬼神观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这是社会存在与人心理的复杂性以及人的素质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势力旺盛、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孔子是怎样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表明孔子对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并未多加评说，也不反对别人对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孔子平时也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人无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请求代老师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道：“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如果是这样，我早就祷告过了，可为什么还会生病？”还有一次，季路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说：“活人我还不能事奉，怎么能去事奉鬼神？”孔子虽然不反对别人信奉鬼神，但作为他自己对鬼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虽然他不能证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这说明孔子已具有无神论的思想萌芽，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作为孔子的世界观，对其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编辑本段2、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