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三次出家信佛的梁武帝)
提起梁武帝萧衍，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他的一生堪称传奇，不仅是南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一个以佞佛著称的皇帝，同时又是一位着力倡导崇儒的皇帝。他很有名，诗歌中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他。晚年三次出家信佛，导致大臣不得不耗费无数钱财把他赎回来。
我们知道，自东汉末以来，伴随着大一统皇权的衰没，儒学独尊的地位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此之后很长的时期，玄学思想风靡一时。在玄学的笼罩和佛学的侵蚀下，儒学步履维艰，步步后退，虽然不至于灭绝，可在门阀名士阶层中也颇受鄙视，毫无市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梁武帝的尊崇儒学也就极为醒目。
据历史记载，梁武帝为了提高儒学地位，曾采取了许多措施。天监四年，他下诏设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五经博士的职务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明确推崇汉代尊儒和以经术取士，并批评“魏晋浮荡，儒教论歇”的现象。他为了鼓励人们尊儒习儒，明令“自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并兴办国子学，令“皇太子及五侯之子，年在从师者，皆入学”，并多次亲赴国子学视察，考问诸生。
在梁武帝大张旗鼓的整顿下，一时上行下效，四方向风，儒学的影响有了一定扩大。梁武帝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措施，大力倡导尊崇儒学，从而提高了儒学的地位。可以说，自魏晋以来，梁武帝是宣扬儒学最有力的发起者，但是他本人却又是一位极狂热的佛教徒，其中缘由，很值得我们深思和玩味。
可以断然，尊儒绝不是梁武帝随心所欲的偶然现象，其中必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众所周知，魏晋以来，特别是东晋时期，世族门阀势力发展到了极点，皇权完全成了他们随意操纵的平衡各种社会势力的工具。正如旧史所说：“吾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但这种局面下，随着高级士族日益腐朽，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武士集团迅速崛起，最终夺取了政权，从而打破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垄断。
当然，他们是不甘心“君道虽存，主威久谢”的现象再继续下去的。因此，加强皇权、制约门阀成为南朝政治最深刻的变动。这一变动在当时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就是统治者大力提倡崇儒。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凝聚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种种特质，它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积极进取的色彩，因而倍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亲睐，特别是在经历了两汉时期儒生的改造以后，使其具有了更大的思想包容性，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支柱。
自魏晋以来，尽管玄学泛滥导至儒学失去了主流市场，但在广大中下层社会中依然有着深厚的基础。所以，当这批寒门人物取得政权后，必然要摒弃门阀社会的所谓“无为而治”的“玄学”政治思想，从而大力倡导崇儒，以强化皇权。
据历史记载，刘裕在建国之前，就注意与儒生拉关系，以示尊儒，建国以后明确表达了“弘振国学”的愿望。他曾把与陶渊明、刘遗民齐名的“寻阳三隐”之一的儒生周续之请到建康，“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还亲自去学馆，向周续之请教《礼记》中的疑难问题。
宋文帝刘义隆也很崇儒，在元嘉十年正式恢复了国子学，并下令重修并保护曲阜孔墓，以示尊孔崇儒，以后的各代皇帝都有过崇儒的诏令，这便使倍遭遗弃的儒学借着政治的一臂之力，其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梁武帝的崇儒就是在当时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其目的之一，是欲通过提倡儒学的所谓“孝悌”观念，以避免“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的现象。当时不仅王朝更替频繁，宋齐二代内部兄弟相残、父子相争的丑剧也不断发生，梁武帝是想通过儒家伦理道德观来重新规范人们的行为，以维护其统治的稳定；
其目的之二，是为了树立帝王“仁爱”的形象，以“至公”，“博爱”来“主天下”、“临四海”。当时的统治者，包括梁武帝自己都是依靠武力起家的，难免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因而期望通过宣传儒家“仁爱”学说，重新确立起自已君临天下的威严；
其目的之三，是为了进一步制约门阀势力，开辟寒门入仕的道路，从而扩大和巩固皇权的统治基础。
总之，梁武帝崇儒既是其顺应时代思潮的产物，又是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需要。而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梁代的新贵们并没有拘泥于儒家礼法的约束，相反，他们大都是放荡不羁，纵欲无度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梁武帝崇儒的虚伪性。不过，要深刻地理解这一点，还必须对梁武帝的尊儒与佞佛结合起来分析。
在那个动乱时代，各种学说、思想、宗教并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能够确立个统一学说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而，统治者必然采取变通的方式，利用或揉杂各种思想为其统治服务，梁武帝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大力倡导佛教，甚至不惜“现身说法”，一方面借佛教劝化人民“向善”，同时给自己的儒学“仁政”笼上一层佛光瑞气，使其兼备当时的现世君王和佛教“教主的双重身份，树立起大慈大悲而又威严神圣的帝王形象。
梁武帝的佞佛更多地是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他认为，儒佛两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上者应信奉佛法，以之劝善，化成民俗，达到治国齐家的目的。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梁武帝倡佛的实质，也就看穿了他的三番五次“舍身事佛”的闹剧的真面目。萧衍在位时间达四十八年，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在位晚年爆发“侯景之乱”，都城陷落，被囚禁，最终被饿死于台城皇宫，让人唏嘘。
他这一生就是一部传奇的大戏：他实在不是一个“不爱江山，献身佛祖”的人，八十多岁还赖在皇位上不走，孰轻孰重，他是一点不含糊的。他借佛教来“治国”并不成功，相反，却耗费了大量钱财，混乱了政治，从而加速了梁朝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