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我国春秋时期哪国人(探寻屈原文化，弘扬家国情怀(五) 屈原选择端午之日殉国的原由)
屈原投江是在当时的端午节，即夏历的五月五日。
这一天，原称“端五”。《岁时杂记》云：
五月初一日为端一，初二日为端二，数以至五为端五。
端午又称“端阳”“重五”“重午”， 后来还有“蒲节”“天中节”“沐兰节”“解粽节”“女娲节”“五月节”“午节”“棕包节”等名。这一节日，是中国社会性最强的一个节日。是日，民间有歌舞娱神、食粽子、饮雄黄酒、挂戴香袋、香包、插菖蒲、斗百草、采药、扎艾人艾虎、悬葛藤、洗端阳澡等风俗活动。部分蒙古、回、藏、苗、彝、壮、布依、朝鲜、侗、瑶、白、土家、哈尼、畲、拉祜、水、纳西、达斡尔、仫佬、羌、仡佬、锡伯、普米、鄂温克、裕固、鄂伦春等少数民族也过此节。四川小凉山彝族在节日期间，纷纷进山采集草药，储作防病、治病之用，仫佬族还抬着纸船到田野间，由师公巡船赶虫，以为可保禾苗成长。藏族青年男女于是日到郊野游乐，进行赛马、对歌、丢手帕、抢帽子等活动。贵州松桃等地的苗族，还举行跳踩鼓舞、唱歌、游方及赶花山等活动。
端午节，虽然不是节气，但与夏至却颇相近。夏至为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日，太阳的威力到该日午时为最高潮，日照最长，而灼炎亦最盛。但日中则西，太阳随即亦由盛转衰，灼炎减退。中国的古人一向依赖“应天显时”的方式生活，一切均以太阳的出没为依归，太阳由盛转衰之日，人们便惶然感到“衰老死亡”的威胁，仿若大祸临头。于是乎，各族均大兴赈灾避疫之举。《大戴礼记·夏小正》载:三代时的五月“蓄兰为沐浴也。”又云，“是月蓄药，以蠲除毒气”。《风俗通》记载，汉俗在五月五日，用青、赤、黄、白、黑等五彩丝线合成细索，系于臂上，称为“长命缕”，或“续命缕”“五色缕”“朱索” 等名。据说用它可以驱瘟病、除邪、止恶气。恰好此时农事是夏收完毕、准备秋收的过渡时期。中国是一个龙的国家，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汉民族在国家形成的前夜又都以龙为图腾。因此，端午节之始是龙图腾的图腾节（见《闻一多全集》之《端午考》及《端午节的历史教育》）。远在四五千年以前，人们在自然势力的威胁下，常疑心某种生物或无生物有着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他们就认定那种东西为他们全族的祖先兼保护神，这便是“图腾”。凡属于某一图腾族的分子，要在自己身上和日常用具上刻画该图腾的形状，以强化自己和图腾之间的联系，便于获得图腾的保护。国家形成的前夜，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龙子”的身份，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自然形成了绣图纹身的风俗。每年的此日，他们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这便是最古端午节的意义。
汨罗、长沙及沅湘洞庭一带，春秋战国以前是古越族之地。1981年12月至1982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和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在岳阳费家河畔发现商代晚期遗址和63座窑址，出土了大量的夹砂红陶大口缸、各种形式的圜底罐、宽沿釜、浅盘方格纹豆、硬陶折肩瓷、敞口圈足硬陶盘、釜形扁平足方格纹鼎等，这些文物具有明显的古越族文化的特色。这类遗址在汨罗的狮子山及汨罗山都有发现，通过发掘证实，也是殷至西周时期的地方民族文化遗址。1983年11月， 中南五省考古训练班在汨罗山屈原墓区挖掘了67座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墓葬，“这批墓葬中， 有很大部分属于楚墓，另一方面，有些墓葬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湖南考古辑刊》第三集中湖南省博物馆撰《汨罗县东周、秦、西汉、南朝墓发掘报告》）。汨罗山，东西长近十里，位于汨罗江北岸。因此，当屈原行吟江畔时，汨罗文化基本上仍是越民族的文化。汨罗是罗子国的国治所在地，那图腾节的热烈，较之于一般地区，自然是更胜一筹。
端午节所处时间，因其时令转换在一年中的重要性和图腾节祭祀的社会性，决定了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此节日必定要注入新的内容。春秋时道家选在此日祭“地腊”。《道书》云:
“五月五日为地腊，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盛衰，外滋万类，内延年寿，记录长生。此日可谢罪，求请移易官爵，祭祀先祖”。
越王勾践选在此日操练水军，以备复仇。还有抱忠履洁的先贤如介子推、伍子胥等于此日遇难，后人便于此日纪念他们。东汉蔡邕《琴操》云:
“介子绥 （即介子推）割其腓股以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遂循入山。文公惊闻，迎，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火。”
《邺中记·附录》云:
“并州俗，为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 世人甚忌，故不举饷食。”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引邯郸淳《曹娥碑》云:
“五月五日， 时迎伍君”。
史载，伍子胥尽忠于吴，后反被吴王夫差所杀，抛尸于江，化为涛神。
以上的材料，虽仍属凤毛麟角，但推究屈原必定选择夏历五月五日投江，却也足够了。
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因封“屈”地，后代才以“屈”为氏。属于楚之“三户”:屈、景、昭的贵族范畴。屈原之于楚国，比一般的人更多了一份宗国的感情。他是一位“明于治乱”的政治家，他有一整套“国富强而法立”的以法治国的方针；他同时又是一位“哀民生之多艰”的诗人，他因“应对诸侯”且经常出使外国，各国情况有横向的研究与比较，因被疏与流放对民间疾苦有更深切透彻的感受和了解。他更知道朝廷壅君忠奸不分、谄媚用事、谗佞专权的腐朽与黑暗的现实。在朝廷两派政治势力中，他作为正确路线一派的代表，他懂得他的被疏与被用对于国家兴与衰的份量。襄王之不念父仇国仇，反而作了秦国的半子；朝廷腐朽黑暗，反而城池不修；国势日益衰弱，反而背弃合纵；战士斗志消沉，反而各追名利；忠臣本来有限，反而将他闲置疏远以至流放；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拔郢，烧夷陵，屈原已非常清楚，楚之亡国已为期不远了。任他与其他贞臣怎么样努力，人民怎么样拼死卫国，也已是强弩之末。楚国曾是一个泱泱大国，土地几乎半天下。怀王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序》）尽人皆知。连横派张仪也说: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
（《史记·张仪列传》）楚怀王十一年，六国攻泰，怀王为纵约长。秦惠王刻《诅楚文》于石，求天神制克楚兵，复其边城，视楚为头号敌人。以上足见屈原想由楚国来统一中国的美政理想是有现实基础的。可是，由于谗佞所间，屈原非但大志未伸，反而被疏见放，“愁苦而终穷”（屈原《九章·涉江》），后来更是亲见亲闻怀王客死，襄王认贼作父，兵事连连失利，对他以很大的打击； 而白起拔郢，襄王迁陈之事发生，这是给屈原最后的一击，振兴复国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他再没有了踌躇，从容地殉了祖国。且屈原谙于占卜，明了前途吉凶，他也姑且以自己的一死为楚国的灭亡显示预兆，将自己的“大故”与国家的“大故”连在一起。其二，他也希望以自己的一死，去震醒那至今仍偏安于陈城昏聩着的壅君，去重铸“离散而相失”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的爱国卫国的凝聚力。但无论兆示国家将亡也好，震醒昏君唤醒民众也好，因其非但“不复在位”于朝廷，而且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流放之江南途中，他都只能凭借着大型的民间活动去上达之于君，下感之于民。而夏历的五月五日又正好是国人几乎都参与着的一年一次的极大型的图腾祭祀活动，因此，他选择此日是不难理解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夏历五月五日，是“割其腓股以㗖”君王的介子推、尽忠于吴国的伍子胥死难的日子。前者，虽不惜性命以事王最终也一“无所得”而被遗弃，后者，虽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反被君王杀戮而抛尸江中；此等冤屈与屈原之“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最后落得“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至长期流放江南何其相似。屈原推想其最后的结局，便喟然长叹:“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他对着已死去的前贤，对着还活着的忠臣赤子，提前一个月就发出了死的信息:“明告君子， 吾将以为类兮。”（屈原《怀沙》）
屈原欲水路北次，但秦军已控扼长江。屈原怀念长沙的“狐死必首丘”的宗国之情油然而生。长沙是楚先王熊绎的始封之地，长沙隶罗子国，而罗子国国治在汨罗江畔；五月五日又本是民间祭祀图腾神兼始祖的盛大节日，他在此日投江，就有着重大祭祀意义。这样既反映了屈原爱国主义的思想，又展示了他至死不渝的美政理想——以楚国去统一中国。
选择夏历五月五日图腾节投江，和屈原的巫、道观有着一定的联系。 汨罗江一带的图腾祭在汨罗江举行。木船船首装上龙头，船梢安上龙尾，船身画着龙鳞，龙船之上设祭台，祭祀的首领“断发文身”，“像龙文” 。龙船徐行，庄严而热烈，锣声、桨声、歌声导引“真龙”惠临受祭。巫者在船上唱着祝词。认为这样，龙就可以保护他们的后裔免受水害而繁衍生息。春秋及以前，龙即被视为水神，而且还能乘云气上升于天，远游于天地之间。《管子·形势篇》说:
“蛟龙，水中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
《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见了老子回来后说:
“吾乃今于楚、见乎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
再者，屈原长时期作三闾大夫，不但信巫，而且是大巫。巫彭、巫咸，屈原作为追随的楷模。也希望能像彭、咸一样永生。屈原一生怀瑾握瑜，志洁行廉，他相信自己的灵魂是可以升天的。屈原熟悉江南民俗，且又精于祭祀，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投江时间把握好。从《招魂》一篇可见，屈原是懂得阴阳五行的。他那投江的死亡方式也是事先选定的。他那投江，实际上是用水葬。他选在汩罗江流入洞庭湖的湍急的出口处河伯潭。死后便难于捞到尸体，好让巨鱼吞吃。在死前与渔父对话中，屈原透露说“宁赴常流而葬于江鱼腹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不愿保留尸体，要捐弃凡胎俗骨。他在庄严热烈的图腾祭祀时，悄悄怀石投江了。他希望乘着神龙，在一片祝福声中升入天国。这也正和《道书》:“五月五日为地腊，……记录长生。”的记述相吻合。
越王勾践为了复仇“卧薪尝胆”，每年于五月五日训练水军。“博闻强志”的屈原是自然知道的。屈原于此日投江，也有利于号召人民团结一心，复仇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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