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的资料(茨威格：欧洲文明最后的殉道者，二战快结束时，他与妻子携手赴死)

1942年2月22日，一个曾是奥地利富商之子的61岁犹太作家，和他33岁的第二位夫人绿蒂·阿尔特曼在巴西的一个小镇双双服毒自杀。他们去世之后，巴西总统下令为他举行了国葬。

他是奥地利市民社会高贵的代言人，是享誉世界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人们欣赏他独具特色的文学天赋和高超的人物塑造手法。但他，更是一个极端的和平、理想主义者。

今天的人们，是不是会有人提起他，在二战时期，他的作品在美国和日本、苏联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在被禁过的德国一直畅销不衰。他有一部作品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熟悉，这部作品就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他就是生活在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

在二战的颠沛流离中，茨威格和年轻的妻子选择了双双服毒自杀。

他曾经说过，人类文明结束了，那些美好的东西将去而不返……

在他的《群星闪耀的人》里，有一段名言：

“人最不能原谅的莫过于被迫从真诚的热情中醒悟，明白过来那个曾令他们寄托了全部希望的人正是他们失望的人。”——茨威格《群星闪耀的人》

写过《浪潮之巅》的吴军说：“今天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处境，其实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茨威格，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了解了茨威格，就会明白今天西方的知识阶层为什么会反对排外行为，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对特朗普的言论和行为表示防范。”

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就像今天的中国人感受的那样，“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无时无刻不在创造着新的奇迹。电灯，电报，电话，汽车，飞机，自来水，排污系统……

更迅捷，更舒适，更卫生，更健康，更人道，更富裕……全体欧洲人，人人喜笑颜开、志得意满，对未来的前景笃信不疑。

在这样的时代，1881年11月28日，奥地利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里，茨威格出生了。

茨威格从小不仅享受着时代赋予的一切，接受着优良的教养培育，还因为在“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的出生成长，被欧洲文化精华深深滋养。

他17岁时，就在当地的杂志上发表了人生第一首诗，18岁中学毕业，19岁时就已经有200首诗歌问世。

茨威格中学毕业后，就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文学，在大学里，他接触了俄国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

23岁时，也就是1902年，他转入柏林大学攻读哲学，两年后，25岁的他以《泰纳的哲学》取得博士学位。

他曾经当过《新自由报》编辑，期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

和2000年前中国的司马迁一样，他在饱读诗书之后，就开始了世界各地的游历。

他先后去过西欧、北非、印度、美洲等地，游历了巴黎、伦敦、罗马、布鲁塞尔、巴塞罗那、哥本哈根……

在巴黎，他寻觅巴尔扎克、雨果们的踪影，并很快与法国翻译家莱昂·巴扎尔热特成了挚友；在伦敦，他通过阿瑟·西蒙斯的介绍得到诗人叶芝的邀请；在罗马，他拜谒了雕塑家罗丹；在布鲁塞尔，他会见了画家默尼埃等人，与仰慕已久的诗人爱弥尔·维尔哈伦热烈交谈……

他衣着得体、彬彬有礼；他说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他在曾首演过《费加罗的婚礼》的城堡剧院里，观看他人生的第一部戏；他在肖邦、李斯特曾演奏过的音乐厅里，学会欣赏钢琴曲，他年纪轻轻，就受邀为当时最著名的德语演员创作剧本。

他的写作才华和天赋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发而不可收……

1905年，24岁的他就发表了专著《魏兰》；

1906年，第二部诗集《早年的花环》问世；

1907年，第一部诗剧《泰西特斯》发表，次年上演；

1910年，他发表了专著《艾米尔·瓦尔哈伦》；1911年，悲剧《滨海之宅》问世，次年上演；第二本小说集《初次经历—儿童国度里的四篇故事》出版；1912年，他的独幕剧《变换不定的喜剧演员》问世，同年上演……

他具备了一切知识分子应该拥有的优秀品质，他遗传了犹太人敏感、智慧的特质，他对事物的温柔平静态度很像东方人的性情。

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虽没停止他的创作，但生活开始进入另一个历程……

1914年，35岁的茨威格，意气风发，对欧洲文明的辉煌和典雅满腔热爱，对那些站在文明之巅的艺术家们满怀敬仰，期待着自己有一天也和他们一齐并肩像星光一样照耀人类的文明。

他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他的人生也会越来越好。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刹那之间把我们在其中培育生长和栖身卜居的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像一只土制的空罐似的击得粉碎。”——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

随着那一声枪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之间的混战，让原先乐观、骄傲的欧洲人，被这场战争的残酷性惊呆了。

各国都宣称自己的国家代表了正义、理性和秩序，他们一会儿是盟国，一会儿又变成敌国，成千上万的青年，被所谓的爱国激情鼓动着登上开往前线的火车，送往战争这台绞肉机……

欧洲人第一次意识到：技术的进步不仅能改善人的生活，还能提高杀人的效率！经过黄金时代的积累和发展，他们并没有变得更文明，而是更擅长毁灭文明了。

让茨威格无法接受的是，在大战爆发前夜，他还悠闲自在地前往比利时海滨度假，晚上和比利时的朋友们把酒言欢，他甚至还打赌说，如果打仗了，他会吊死在旁边的歪脖子树上。

可是，战争就在这一晚突然爆发，迫使他连夜坐火车赶回奥地利，第二天早上就回到了维也纳，维也纳的街上到处是彩带、旗帜、音乐，全城的人都处于亢奋状态，对战争满腔热情，昨日的朋友突然间变成了敌国的国民。

而维也纳市民对战争的热情，让茨威格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

在为数众多的狭隘民族主义者面前，茨威格十分孤立。

好在有能理解他的好友罗曼·罗兰，他曾告诉茨威格，他写《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想尽到三层责任：第一，向音乐表示感谢；第二，表达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

茨威格发表了《致外国的朋友们》的公开信，在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重建欧洲文化的渴望，呼唤原来的朋友不要因战争而成为敌人。他还创作了悲剧《耶利米》，表达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

因为厌恶战争，茨威格拒绝了政府让他服兵役的要求，被迫去了军事资料馆工作。

作为艺术家的茨威格是正义而敏感的，他已经从沉重的阴霾中看出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危机，对于他热爱的欧洲文明，他虽然有些担忧，但还是在向着理想奋进!

1916年，茨威格面对自己以后的人生做了规划，他在莫扎特的故居萨尔茨堡购买了房屋，他计划隐居写作，他想通过艺术的力量拯救已经被击碎的欧洲文明。

那一年，他遇到了女作家弗里德利克·封·温德尼茨。也许是艺术思想的高度共鸣，四年后，温德尼茨成为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1919年，38岁的茨威格正式隐居在萨尔茨堡，埋头写作。

1920年，39岁的茨威格与温德尼茨结婚，温德尼茨是个离婚女人，并且带着两个孩子。

在萨尔城堡长达9年的隐居生活，茨威格发表了文章《信奉失败主义》、小说《桎梏》，创作了《三位大师》，出版两本小说集。

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热带癫狂症患者》，收录《热带癫狂症患者》《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芳心迷离》等，写成年期的情欲，主人公在潜意识的驱使下犯下了所谓的“激情之罪”，展示了由情欲所控制的成年男女的心态。

第三本小说集《情感的迷惘》，收录《情感的迷惘》《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颗心的沦亡》等六个短篇，写老年期的情欲，他们都是历经沧桑，描写了他们在情欲的驱逼或意外打击时心灵的震颤和意识的流动。

隐居9年之后，他用高超的艺术手法，细腻的情感描写，让自己的艺术成就终于和他曾经仰望的大师们一起可以比肩了。

四年战争使茨威格更加认定了艺术的永恒，他把自己关在萨尔茨堡一幢宅子里与世隔绝地进行着不朽的创造：《三大师传：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马来亚狂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收藏》、《人类群星闪耀时》、《罗曼·罗兰传》、《富歇传》、《伏尔波尼》……

他的创作态度严谨得近乎苛刻，为力求作品简洁流畅高潮迭起，他没有一次不把作品删改个三五遍的，他认为艺术的方法就是舍弃。

这种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让读者们雀跃不已，渐渐地，他们开始认着茨威格的名字选购书籍。

1928年，他应邀赴前苏联，与高尔基结识，并且完成和出版了由12篇人物故事组成的集子《人类群星闪耀时》。

但是，茨威格曾经的预感和对人们关于战争会重来的警告应验了。

1933年，“战争狂魔”希特勒上台，奥地利变成德国纳粹最想吞并的一个国家。

战争再一次席卷而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纳粹党员闯入总理府，绑架了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抓走了国务秘书与1名部长。一个纳粹分子连开两枪，打伤了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倒地流血，4小时后死亡。

虽然后来奥地利政府智慧的化解了这次的“七月危机”，但并没有彻底改变了德国纳粹最终吞并奥地利的结果。

1934年2月的一天，奥地利警察闯进茨威格的家，搜查子虚乌有的“武器”，茨威格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当天晚上，他把最重要的文件打包，并决定从此长期生活在国外。

1934年4月23日，希特勒政权公布了44名德语作家禁书名单，茨威格的名字被列其中，他的书籍被禁。

茨威格是明智的，他放弃了萨尔茨堡的家，放弃了数十年的珍藏，放弃了深深眷恋的故土，但他保全了生命、尊严和自由。

他先到了英国，在那里他写了《鹿时丹的埃拉斯姆斯的胜利和悲剧》等文章，妻子给他介绍了一位秘书，她是一个流亡的犹太少女，叫绿蒂·阿尔特曼。

1937年，56岁的茨威格与妻子温德尼茨开始分居，第二年他们友好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这个事件对于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是从天堂堕入地狱的改变。

茨威格回忆说：

“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仿佛每天都听到尖叫的呼救声从祖国传来；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

大批犹太难民涌入英国，伦敦的旅行社挤满了居留许可到期的人——他们曾经是商人、地主、音乐家、大学教授、银行经理……，他们拖着自己仅剩的一点破烂，争相逃离纳粹的魔爪。

1939年，58岁的茨威格和他的秘书与绿蒂·阿尔特曼在英国结婚。

二战的战火不断漫延，茨威格和绿蒂·阿尔特曼又离开英国到达美国，1940年他们经过纽约又流亡到了巴西。

在巴西，茨威格创作了回望欧洲的《昨日的世界》和展望未来的《巴西：未来之国》。

然而，8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让他已经身心疲惫，在完成了献给巴西的《巴西：未来之国》后，1942年2月22日，61岁的茨威格与他的第二任夫人绿蒂·阿尔特曼，双双服用镇静剂自杀。

“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于事。在我失去祖国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58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而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

对于他曾经想要重振的欧洲文明，也许，罗曼兰的那句：“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得到了证实，茨威格选择了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把巴西作为他最后的安放地，他在遗书中写到：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殛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

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

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

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

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巴西这个国家和人民没有辜负他，茨威格死后，巴西总统下令为他举行国葬。

很多人都认为，茨威格选择自杀的时候，人们已经看到二战将要结束的曙光，他应该再坚持等候……

但是，更多的后来人，尤其是西方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越来越理解他。

他们和茨威格一样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对精神层面的追求高于物质，对人类过去的文明进程有清醒的认知，对人类未来的命运充满忧虑。

他们希望能够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追求脑力劳动带来的纯粹的快乐，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是人类最崇高的财富!

的确，繁华丰盛、高贵典雅的欧洲文明在战争的摧毁下，很快被击的土崩瓦解，后来居上的美国实用主义并没有撑起曾经西方艺术文化的繁荣，除了科技和军事的强大，人们并没有从中感受到文明的包容、和善和艺术的慈爱光芒。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反对排外行为，为什么对特朗普的言论和行为表示防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