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回忆录

当然有，姚出狱以后国家对他还是比较照顾的，当时给予四千元的生活补贴，在家里写回忆录。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关照，体现了国家的人性化政策。

《红岩》出版于1961年12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多次重印，累计达四百万册。到80年代，共印行二十多次，发行八百多万册，可以说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在小说出版后到“文革”发生前的几年间，《红岩》的人物故事，被歌剧(《江姐》)、话剧、电影(水华导演、赵丹主演的《烈火中永生》)、京剧和许多地方戏曲形式所移植、改编。在60年代，这部长篇评论者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一本教育青年怎样生活、斗争、怎样认识和对待敌人的教科书”(注：参见《〈红岩〉五人谈》(《文艺报》1962年第2期)、罗荪、晓立《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史诗》(《文学评论》1962年第3期)、姚文元《黑牢中的雄鹰》(《四川文学》1962年第5期)等文。)。

《红岩》的署名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并非专业作家，他们和刘德彬等，是书中所描写的事件的亲历者。40年代后期，在重庆从事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被捕。在四五十年代的交替时期，在被称为“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里，关押着许多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的革命者。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溃败，山城重庆为解放军攻占的前夕，他们中有的人越狱逃出(如《红岩》的作者)，而多数人被秘密杀害。50年代，作为斗争和屠杀事件的幸存者和见证人，配合当时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着手搜集、寻访死难者的资料，并在重庆、成都等地作过上百次的有关“革命传统”的报告，讲述革命者的英勇和敌人的残暴。报告活动虽说是讲述“真实事件”，实际上已进入创作阶段。据回忆者说，罗广斌讲“白公馆”中的“小萝卜头”的故事，“一次比一次讲得丰富、具体、细节生动。看得出来，他讲故事不只是搜索着记忆，而且不断在进行着由表及里的思索，展开了设身处地的想像”(注：引自《〈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1956年底，他们把口述的材料加以记录、整理，出版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该书印数达三百万册。1958年，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建议罗广斌等将这一题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加以表现。小说写作在进入第二稿时，刘德彬因工作关系不再参加。第二稿由于“既未掌握长篇的规律和技巧，基调又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而没能成功。作者写作的信心也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重庆市委决定让罗、杨二人“脱产”专门修改小说，并要重庆市文联组织讨论会，邀请各方面人士为小说的写作“献计献策”。这其间和以后，参与这一“写作”活动的有四川的一些作家和四川、重庆的政治领导人。1960年6月，罗、杨二人到北京听取出版社对修改稿的意见时，参观了陈列在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各种“历史文物”，包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等在40年代末的电报、批示、文件等。9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他们在阅读了有关文章后，觉得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时代特征，有了深入的认识，“找到了高昂的基调，找到了明朗的色彩，找到了小说的主导思想，人物也就从而变得更崇高、更伟大了”，小说的面目于是“焕然一新”(注：马识途《且说〈红岩〉》，《中国青年》1962年第11期。)。这就是1961年3月完成的第三稿。在写作期间，作者与出版社负责本书的责任编辑，以书信形式对写作、修改进行细致讨论。1961年6月，完成了第四稿。8月，罗、杨又一次到北京，在出版社编辑的协同下，作了最后一次的修改。

《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在戏剧、电影的制作中是经常使用的，在“个人写作”的文学体裁中并不一定常见；但在后来的“文革”期间，则几乎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

四五十年代之交是中国历史的黑暗和光明的交替的时刻，是新时代的诞生——这种历史意识，已在50年代的历史、文学的叙事中确立。《红岩》以对“革命”的更具纯洁性的追求，来实现对这一历史时间的“本质”的讲述。它以更加分明、强烈，更带象征性，也更带“人生哲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件和所赋予的种种含义。小说的主要篇幅放在狱中斗争上，但同时也涉及中共在城市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并组织了表现四川华蓥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另一条线索。而1948年至1949年国共战争的情势，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政权的瓦解，在小说中做了充分的描述。在这部小说中，革命者(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与敌人(徐鹏飞等)的关系，被安放在两个政治集团、两种人生道路和两种精神力量的较量的格局中。人物思想、性格，他们的言行、心理的刻画，不再存在任何幽深曲折而彻底“透明化”。英雄人物的意志、信仰所焕发的精神力量，在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下的坚定、从容和识见，反面角色的狡诈、残忍、虚张声势然而恐惧、绝望，在作品中都做出对比分明且有层次的，推向“极致”的描述。而许云峰、江姐与徐鹏飞等面对面所进行的精神较量，以及有关政治、人生观的“论辩”，成为强化小说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性质的手段。这种情景类型的设计，极大地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小说、戏剧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