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王实味 野百合花)
<h2>王实味的悲惨人生
1942年3月，延安、马克思列宁着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回顾北大女学生李芬回到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壮烈牺牲的情景后毛泽东从报纸上读了《野百合花》后，告诉了胡乔木王实味。 “这篇文章绝对不是从正确的角度讲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热讽的方法。 ……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的敌意，有振奋一般同志进行攻击的心情，只要是党员，这是不允许的。 更严重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利用王实味的文章制作、散布小册子《野百合花》，作为政治“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 小册子的按语说：“中共……歌唱延安是革命圣地……但……陕北先后出现贪污腐败、腐败、酋长路线、派系，让为抗日号召而奔赴陕北的青年失望，让许多旧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御用文人又出特刊，标题《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 当时，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 作为我院的特别研究员，《野百合》中王实味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得到了来延安不久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让延安整风步入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开始，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主题，召开了全院座谈会。 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这次整风在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 康生是总学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 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校董会的实际工作由你来做。” 座谈会持续了16天，前四天还是把王实味当作思想错误进行批评和帮助，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就变成了王实味的斗争会。 第五天，升级为政治问题； 第六天，有人曝出“托派理论有些正确”、“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革命的失败应该由共产主义国家负责”。 有人说他1930年在上海帮助翻译了托洛茨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两章。 3天后，在会议上有人把王实味称为“托洛茨基分子”。 还有，王实味的态度是？ 虽然在会议上受到批评，但会议后党委派人轮流谈话，但他始终拒绝反省。 这时，有人举证，全、王里夫妇一起去中央研究院看望潘芳、宗铮夫妇。 潘、宗夫妇住在王实味旁边的窑洞里，于是两对夫妇又去拜访王实味。 后来，五个人又来往了几次，一起吃饭。 以此为依据，把他们五人列为“托派关系”，把他们的往来列为“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列为“反党五人集团”。 在康生的指示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1942年10月作出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自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 据了解，拘留期间，王实味于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建档三个月。 于是，王实味的头上除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之外，还戴着“隐性国民党间谍”的黑帽子。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完全不知道。 刘莹，长沙人，1926年考入北大文科预科班，与李芬住同一宿舍。 李芬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王实味在同一个支部。 1930年他们结为伉俪。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向全国传达了抗日救亡的呼声。
当时，他们俩正在王实味的家乡河南开封，两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达成协议，一起奔赴延安抗日。 但是当时他们俩已经有孩子了，刘莹的肚子又一天比一天大了。 必须马上堕胎，但付了两个胎内注射药没有解决问题。 王实味等不及了，自己先去了延安。 刘莹回到长沙，执行剖腹手术终止妊娠。 身体基本恢复，可以去延安了，这时日军占领了武汉等地，堵塞了通往延安的几条通道。 长沙解放后，刘莹一边愉快地工作，一边听着王实味的新闻。 据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1950年4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师。 刘莹离开家乡来到吉林，一边教书一边找丈夫。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刘莹打开中央电台广播，突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仔细听，文章中说王实味是隐藏着的“国民党间谍”，而且很早就被处决了。 转悠了一会儿，刘莹的人事不知道。 等了40年，72岁的老太太怎么经得起这么大的打击？ 刘莹追根究底，知道她丈夫的死，只要康生一句话。 1947年3月中旬，25万国民党军队在胡宗南的指挥下进入延安。 社会部干部组成大队，撤离延安前往晋西北兴县，王实味随队同行。 王实味抵达兴县后，被送到晋绥公安总局讯问科。 6月中旬，兴县被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要求处决王实味，并得到康生的“口头批准”。 7月1日，蒋军再次炸毁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判科被炸毁。 包括看守所在内马上搬家，为了减轻负担，当天晚上处决王实味。 1983年，她来到北京，找到了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并提出申诉。 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对《自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进行了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的平反提供了契机。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经过长期取证，终于下达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 经过讨论，王实味同志指出，1930年在上海逗留期间，在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晨(均系托派分子)的交流中，接受并同情了他们的一些托派观点，帮助托派翻译文章。 在目前王实味的说明资料中，王重复加入托派组织。 复检未检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资料。 因此，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派奸商”的结论得到纠正，王在
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反昭雪。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王实味事件”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剧性因素集中表现在：他提出那些尖锐的批评，主观上完全出于响应上级号召的动机，他所揭露的问题也都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结果却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监禁和杀害；他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
我们看到，正是在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极端民主化”主张的同时，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被悄然建构起来。这种革命伦理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长期以来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道理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某种莫名其妙的张力。“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斩断了世俗伦常的亲情和友情，“党性”与“人性”似乎变得水火不相兼容，来自上级的批判斗争不论对错与否，都被视为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
结果，革命队伍中固然涌现出一批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人那样的理想人格典范，但同时等级制度、特权思想、集权主义、个人崇拜等消极因素也不断发展蔓延。
<h2>谁知道一篇文章叫 野百合的什么什么，好像是朱自清写的。。谢谢了！
